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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风雷: 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发布日期:2010/12/21   来源:旧杂志   
 


一个中国式的资本家的故事。国家资本“马前卒”挺立在潮流之上,但他声称自己只是被时代推动的“小人物” ……



2009年底,京城的一个顶级商界俱乐部内部Party上,当牛根生和宁高宁拥抱在一起,以“婚礼”的形式演绎半年之前蒙牛与中粮那场联姻时,该投资案的第三位主角、厚朴基金创办人方风雷坐在台下,看着他的伙伴们欢乐调侃,平素沉默如海的脸上也掠过了一道笑容,又转瞬即逝。

把自己的表情和内心隐没于人群之中,是方风雷最大的风格。但他从来都是中国投资界绕不过的一个人物,是江湖上传说的那个“老大哥”。在西方同行眼中,方就是一个典型的“造雨人”(Rainmaker),人如其名“风与雷”―他开创了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撮合了很多大型国企海外上市的交易;但他又极具中国特色,他有很多政商朋友,在官僚体系中左右逢源。

方风雷脸庞方正,天庭饱满,敦厚的身体里蕴藏着非同小可的能量。

2009年,这个自谓“为国家打工的人”所创立的厚朴基金,成了中国PE界最瞩目的角色。厚朴是国内第一个融资超过100亿人民币(25亿美元)的私募股权基金,拥有国内PE中年龄最大的合伙人团队:方风雷57岁,原毕马威大中华区主席何潮辉58岁,原高盛亚洲投资银行部联席主管王忠信43岁―方风雷“PE军规”之一:投资就像红酒,越老越吃香。

“元老队”在2009年集中爆发,从外资手中接盘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股份,动用资金七八十亿美元,甚至超出了厚朴自身的基金规模。老方还撮合中粮、蒙牛联姻,牵手国家主权基金(中投拟3亿美元入股蒙古国龙铭铁矿),在胡舒立团队与《财经》的分手事件中也掩映着他的身影。这都不是寻常PE所能做的事。

据接近他的人透露,方风雷最欣赏一句话:“做好这份工”。他还引用另一句话来掩饰自己做了那么多重量级交易的动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可是德国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的名言。

Anyway,Party依旧,“运动”继续,春宵一刻值千金。高级酒店壁炉里:“虚荣的篝火”淡淡燃烧,恍惚了每个人的脸。





第一个婚礼:中原大地初试身手

时间:1988年6月8日 地点:河南

主题:中原集团成立 方风雷角色:准新郎



事实上,在方风雷成为金融江湖的“大人物”之前,他就已偏安一隅、闯劲十足。

河南是方风雷的转折点。

在郑州,方风雷的多年好友、建业地产董事长胡葆森指着不远处的高新区对我们说,那就是当年他们一起战斗过的地方。“方总是胸中有大格局的人,他的智慧和能量绝对不亚于现在那些大国企的董事长,毫不夸张地讲,我觉得方总做部级干部都亏了。”

1983年,胡葆森认识方风雷,认识的机缘很有意思。方于1982年自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至外经贸部,1983年作为“钦差大臣”,随工作组去调查中国纺织进出口公司河南分公司的一些状况。那时候胡葆森在香港工作,“等于是他被调查的对象,他到深圳把我从香港叫回来,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朋友”。

一年后,调查结束,因受领导赏识,方风雷和当时到河南做改革顾问的学者黄江南、朱嘉明(“京城四君子”,另两位是翁永曦、王岐山)一起留了下来。后来传言甚广的王岐山(时任北京农村改革政策研究所所长)到河南调研时遇到方风雷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1984年底,32岁的文学青年方风雷调至河南省经贸厅,当过河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后来受命整合河南省外贸总公司(后来改名为中原国际经济贸易公司,简称中原国贸),那是当时外贸改革的先锋试点之一。他还是外贸体制改革小组成员,参与了中国第一个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的方案设计和早期筹备。

“方总个人比较低调,做的事都是大事。”

在组建中原国贸的过程中,胡葆森从香港调回来当方风雷的助手,两人分别任总经理、副总经理,“我们俩算创始人,朝夕相处了8年,历历在目的8年”。他记得,1985年中原国贸成立本身就很高调,很快在河南名声大振。“我们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贸易公司,有进口、出口、投资业务,还有跟苏联、东欧的易货贸易,做得风生水起。其它的外贸公司虽然很嫉妒我们,但是我们在创新上很有一套。”

1988年,中原国贸和其它三家贸易公司合并成中原集团,在6月8日举行的成立仪式上,方风雷和胡葆森意气风发。中原集团董事长由退休下来的河南副省长兼任,方是常务副总经理。“这实际也是方总一手给弄成的。从中原国贸到中原集团用了三年时间,他两年前就已经开始创意了。你看他总是两三年来一个大变化,他实际上不停地想新事。”

2009年底,胡葆森这样对《中国企业家》说:“方总一直站在很高的点上来思考问题,他脑子里信息量很大,知道国家需要什么,知道全世界的经济格局怎么在变化。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具有巨大的创新动力和创新能量。”

我们见胡葆森的前一天,他其实就和方风雷在一起,隔一天方去了柬埔寨,“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拉着他一块去的,有国家领导在那儿访问……方总做的都是国家战略级别的事,他始终没有离开那个大格局,不像咱们民营企业老算投资2千万美元要赚多少钱这种账。”

当然,做大事的方风雷也跟民营企业打交道。在泛海接手联想控股29%股权、中粮成为蒙牛第一大股东的背后,均有他运筹帷幄的身影。建业地产上市前引入战略投资者淡马锡,也是他一手促成,他亲自陪着胡葆森去新加坡,对方当场就签了协议。据说他本来还能拯救当年破产的郑州亚细亚、后来的德隆,“唐万新要听他的话就不是这种格局,亚细亚要按照他的策划也不是这种格局。”

“没有听他话的人最后都败下来了。”

1991年,胡葆森和方风雷先后离开了河南,胡下海去做地产,方先去美国读书(据说是有领导要他去学习美国金融体制如何运作),不久后回国,1992年蛰伏海南,跟建行合作搞酒店、证券等营生―海南给方风雷留下了一个重要的伏笔:12年后,他重组海南证券,与高盛成立合资投资银行高盛高华。

很快,改变方个人历史和中国投行史的时刻到来了。



第二个婚礼:关于中金的合资婚姻,那些传言都是真的

时间:1995年6月25日 地点:北京

主题:中金成立 方风雷角色:准新郎



关于15年前由建设银行和摩根士丹利合资成立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留下了三个公认的史实:

1,中金是中国金融改革中里程碑的一步,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精神遥指100年前的洋务运动;2,副总裁方风雷是中金事实上的老板,而他的老板和导师是时任建行行长、中金第一任董事长王岐山;3,这是一场“同床异梦”的婚姻,夫妻双方摩擦不断,直到2009年底,摩根士丹利仍未售出其持有的中金34%股份,而方风雷与“情人”高盛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了后来的高盛高华及厚朴基金。

这一段辉煌往事在方风雷口中只成了一句:“我们都是让时代推着走的……中金就是那个阶段的产物。”

不止一个资深人士向《中国企业家》确认,虽然中金的由来有三四条线索:摩根士丹利投行家Jack Wadsworth、世界银行北京首代林重庚、香港纺织商查懋声、经济学家刘国光等,他们都最早提出了合资投行的想法并通过不同的渠道向高层领导人建议,但真正把这几条线拢在一起、具体执行的其实就是方风雷。一本金融杂志的主编记得,方风雷跟她讲述过一个细节:1992年冬天,他去美国参加弟弟的婚礼时见到刘国光,提起合资投行这事。之后,刘安排方与林重庚见面。“我们俩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散步,踩着白雪吱吱作响,望着前面的大熊猫,商谈如何在中国成立一家合资投行为国企改制服务……”

中金的成立过程及内部冲突,《华尔街日报》前中国社长麦健陆(James Mcgregor)在《十亿消费者》一书里有过详尽描述,“这个故事讲的是在中国新兴的金融行业,一些最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如何与一家美国最庞杂的投资银行联合,提供这个国家迫切需要的资金和金融行业知识”。最有趣的是,方风雷起初被外方误以为是“不修边幅的司机”,但他的“创业精神和创造力让他成为公司业务的关键推动者。中金的海归银行家们在惊愕和沮丧之中甘唯方风雷是从。他们当中很多人曾一度看不起方风雷,认为他就是一个对金融交易和资本市场一窍不通的乡巴佬。用不了多久他们就明白其实他是精通中国商业哲学的大师……”2009年底,麦健陆跟本刊记者说到方风雷时仍推崇有加,竖了一下大拇指。

就这样,在90年代末的中国金融大事记上,载入了至少两个与方风雷有关的日子:1995年6月25日,中金正式挂牌营业;1997年10月22、23日,中国电信(香港)―即后来的中国移动在纽约和香港上市,融资42.2亿美元。

“老方在中金有两大贡献,第一个是筹备成立,另一个中金起步实际上是他弄起来的,一开始大家都是瞎撞,没有什么项目,通过中国移动上市这一件事,公司就立起来了,找到路子了。”一直追随方风雷的投行人士查向阳说。随后,中金成就斐然,几乎垄断了电信、能源、保险等海外IPO项目。

这也许是方风雷本人第一次“解密”中金的真实版本:“过去15年,那些国有公司上市基本上都是融资的历史。很简单,就是国家领导说,你们去国际市场上给我拿钱回来。那个时候要应对的是外汇短缺的问题,当时所有的政策,包括H股的设置,都是为了吸引外资;国内市场容量小、机构不成熟、监管不到位,这都是事实,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条―拿外汇。”

方风雷说,金融改革像整个30年改革开放一样,带有一点“倒逼”的性质,“你不去资本市场,国家解决不了这么多的资本金,国企改革完成不了……所以要一步一步地推动上市,这是倒逼回来的。然后按照朱总理讲的‘投其所好’,推动国企的财务体制改革、公司治理结构改革……”

用电影《十月围城》的台词来说,“这是国家大事啊!”但一个“小人物”怎么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呢?为什么是方风雷而不是别人呢?他的远见、判断和执行力从何而来?方风雷可以复制吗?他对这些问题大摇其头,“这个东西没意义了……能不能复制肯定是胡说的……有些人(比如高盛前CEO、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当过我的老板,一直是朋友,但我没想过那么伟大的事情,也成为不了什么大人物。我跟你说了,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很简单一件事,我们做得对还是错,就是人家交给你的钱你能不能管好,没想得那么复杂和高尚。”

他并不否认中金已被记入历史,但仍然掩饰说:“做金融和做官员一样的,就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你做100件事,99件对了,如果有一件错了,就可以把那99件事毁了,历史记住的实际上就是最后的这件事。所以你说能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吗?你做得成功的没有人记得……”

方风雷带出来的干将、高盛高华CEO章星说,“老方有很强烈的政治情怀和使命,在这一点上,他不是典型的商人。他不是为资本打工,他是为国家打工。”2009年厚朴接盘中行、建行,“他把资源联系得非常巧妙,做得天衣无缝,而且政治上得分,商业上也获利,大家都信服他。”

但中金的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方风雷看似春风得意,却也有着很多“沮丧或者挫折的时刻”:国贸A股上市证监会质疑中金资质,中移动上市前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唱衰香港股市(1997年10月,香港回归之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更不要说内部复杂的公司政治了。“老方哪有什么尚方宝剑啊?很多项目做不成,中金那个阶段很多人说坏话,还特别不被人理解。”查向阳回忆说。

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方风雷当了“落跑新郎”。2000年春,方风雷离开中金,继任者是朱云来。查向阳说,“如果说1997年前后拿外汇是主要目标,到了2000年就不是了,中金已经从国企改制中尝到甜头了。”章星叹了口气,“中金的合资故事都是真的,我觉得他走可能也是对中金的保护……”

中金之后,方一沉寂就是三年,直到2003年“非典”之后的高盛高华。从那以后,他就是自己命运的主角了。



第三个婚礼:高盛高华意兴阑珊

时间:2004年12月2日 地点:北京

主题:高盛高华成立 方风雷角色:新郎





查向阳跟着方风雷一起经历了离开中金之后在中银国际、工商东亚的浮沉,他感慨地说,“老方挺曲折的……(红顶商人?)他没有顶。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他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投行家,我觉得他是中国金融发展的一个领军人物,他做的事情比别人早,制度的价值有时候大于项目的价值。”

2000年,方风雷最大的代表作是在中银国际帮助“小超人”李泽楷收购香港电讯;2000年凤凰卫视、北大青鸟等在香港创业板上市,中银国际都是保荐人和主承销商。他也埋下了与海南证券有关的另外一个伏笔―2001年2月27、28日,中银国际为中海油任主承销商,后者在纽约和香港上市,董事长卫留成后来出任海南省长。

之后,方风雷又去了美国读书,在金融舞台上消失了一段时间。2002年初回国,出任工商东亚总裁。但这段经历也算灰色,工商东亚承销的欧亚农业上市后出事了,比亚迪项目也被法国百富勤夺走。查向阳说,“人也有运气赶得不好的时候,老方的能力是做大项目,但是在工商东亚小的都做不了……我们很沮丧,但他从来不受这种打击。”文革时,方被下放到内蒙古农村,“我们这代人吃的苦是历史上没有的。”

2003年前后,方风雷受命解决海南证券债务危机,几条线索最终拧在一起。2003年6月的一天,“非典”过后没多久,高盛CEO亨利・保尔森就飞来北京,跟两个老朋友共进晚餐:王岐山和方风雷。一项非凡的交易由此产生:高盛将用合资公司的方式正式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向海南证券“捐款”6700万美元,并向方风雷等6个自然人提供1亿美元贷款(这是发改委首次批准中国个人借用国际商业贷款);2004年8月,海南证券和方风雷等自然人再联合联想控股,组建北京高华证券;2004年12月,高盛亚洲与高华证券成立高盛高华(分别持股33%、67%)。

高盛高华并不想做成另一个中金。在一次私下交流时,方风雷坦承:“有人说我搞重复的事,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怎么看我,‘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斯大林送给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我在国内随便搞一个投行很轻松,但是没有必要。我为什么搞高盛高华?形式服从于内容―要从大格局来理解。我顶着做,出身红,政治上能担待,肩膀扛得起。”

是的,他考虑的又是“国家大事”:“我们是工业大国、金融小国。强国战略,资本市场很重要,最好的企业都是在国际市场上拼杀出来的。我们投行的上市招股等技术差不多了,问题在于市场:制度建设、交易系统、投资者文化等还差很远,二级市场还是零……高盛高华要尽可能地吸收国际经验,建设成国际级的公司,这不是我个人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的梦想是看着中国经济起飞。”

但高盛高华仍然不是一桩完美婚姻。它业务进展缓慢,直到2006年10月10日,高盛高华及北京高华证券才正式启用在北京金融街英蓝国际大厦的新办公室。查向阳说,“当时我们那个难是什么呢?高盛是个机构,我们这边是一帮个人,这个不确定性太大―你很难想象高盛高华的交易量比中金还大。”

据说当时方风雷说了一些大话,却不被人理解。“谁说我是高盛控制的?前几天有个记者来问我,高盛将来可不可能买你?我说我还可能买它呢。中国的外汇储备都过万亿美元了。我跟楼继伟(中投董事长)说,你们外汇投资公司别老想着去买石油买能源,那些我们的公司就能买。你应该去买金融服务机构,买品牌,买高科技企业,买华尔街的公司。当然,你的能力还不够到华尔街折腾,人家的监管机构认为,你的风险控制还不够。我跟楼继伟说,我给你干!”



第四个婚礼:厚朴长袖善舞

时间:2008年6月20日 地点:北京

主题:厚朴基金募集25亿美元 方风雷角色:新郎



从英蓝大厦17、18层到2层,坐电梯只是一段很短的距离,对方风雷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2007年底,他作别高盛高华,筹建私募股权基金厚朴,从而最终奠定了“终极交易撮合者”的角色。

从沙发到门口是十步,从门口到沙发是十步,很多人在厚朴的这间小会议室里等待过,方风雷也曾经很多次在别人的会议室里等待过,对交易人(Dealmaker)来说,韧性和意志是跟创造力、谈判技巧一样重要的东西。这间普通的会议室,墙上挂着一幅向日葵油画,其风格一如公司前台繁体字篆刻的“厚朴”LOGO,质朴而典雅,唯有桌子上摆着一尊中华创业投资协会(CVC)颁发的“2008年最佳PE新锐奖”杯,提醒了厚朴的新近变化。

但老方自称“是PE新人也是老人”―其PE梦想自2003年就开始酝酿,工商东亚、高盛高华只不过是这条路上的兜兜转转,厚朴这个名字甚至在2003年就已经起好了。查向阳记得,“当时我们从中银国际出来以后就想做PE,有三块,我这块是做证券公司,另外一块负责做IPO,还有一块直接投资业务。老方当初想做一个比较大的金融平台,打造所有的金融工具,2003年也是一个好的时机。”

在高盛高华成立的过程中,方风雷团队就正儿八经地谈过可能的PE基金,“那几家外资都愿意投资,但后来听说你们都跟高盛合资了,还搞什么PE啊?”也是在筹备高盛高华的时候,方成立了北京厚朴投资公司,但后来把这个公司注销了,高华证券的参股方包括联想控股及方的三家公司:北京厚丰、高望、德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厚朴基金差一点2003年就做成了,那样的话,方风雷不仅会赶超本土PE老大鼎晖(创始合伙人吴尚志是方风雷任中金直接投资部主席时的部下),还将一举改写国内PE行业的游戏规则。

2007年,PE已经在中国热钱汹涌,连复星、杉杉这样的实业家们都转型做PE了,但上10亿美元级别的交易尚未出现,国外PE像TPG、凯雷等纷纷受挫,而政府开始推动本土人民币PE的发展,这时候,方风雷出手了―“我觉得他是顺势,不是造的这个势,他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者,他知道怎么去做,怎么能够迅速做成,怎么样利用各种重要的资源。”章星说。

2007年9月,方风雷和苏州创业集团共同设立了首期规模为100亿元人民币的中新高科技产业投资基金。2008年6月20日,厚朴基金突破原计划的20亿美元募集到25亿美元,其中淡马锡投资8亿美元、高盛投资3亿美元,此外LP(有限合伙人)还包括加拿大公务员退休基金、壳牌、日本中央农林金库、大和证券等海外机构投资者。

那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厚朴一出手就不凡:2009年1月底,斥资6.5亿美元接盘苏格兰皇家银行所持有的中国银行约30%股份;5月,厚朴财团以73亿美元买下美国银行减持的建设银行5.78%股份,创下了香港市场的历史纪录;7月,中粮和厚朴以61亿港元获得蒙牛20%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这是迄今中国食品行业最大一宗交易案;9月,中投与厚朴谈判入股龙铭铁矿石项目,早在2008年4月厚朴成立之初,它就联合淡马锡以3亿美元购买龙铭的三年期可转债,原本龙铭计划2009年到香港上市,那将成为民企融资额最大的IPO,但因金融危机被迫推迟。

“你看,他干的全是这种大格局的事,全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那种事。”胡葆森透露说,“那个龙铭铁矿,正好是方总在中国跟澳洲争吵铁矿石的背景下找到的,这符合国家能源战略,所以最高领导人都支持。铁矿石不是运不出来吗?好,跟蒙古国总理一说(还得俄罗斯同意才行),修了条铁路到中国边境,每天运送几百万吨铁矿石,一下子就把死矿变成活矿了―他的交往都在这个层面。”

方风雷曾经把自己的理念概括为一个“高位蓄水理论”,他的老友、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何小锋将其解释为六个“高”:高举高打、拜高人为师、领高才之军、做高档之事、育高尚修养、高强度工作。何给《中国企业家》撰文说:“与其说方的经验是‘高位蓄水’,不如说是‘厚积薄发’;不盯着眼前利益,培养政治觉悟和大局观,长期坚持发展战略,设立高级的发展目标并长期耕耘以至达到‘不问收获’、如痴如醉的境界,最终,总会获得‘柳暗花明’的惊人成就。”